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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利班的战略、组织与人才

    类别:工业管理       2021-08-17 | 92阅读       标签: 斯尔云    企业管理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占领总统府,总统加尼已逃离阿富汗。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所有人员已全部撤离至喀布尔机场,随时准备离境。至此,塔利班已经夺取了阿富汗的控制权,并占领阿富汗大部。

     

    时隔20年再度控制阿富汗,塔利班这次的崛起与1996年首次夺取政权时的情形高度相似:大国撤军留下权力真空,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塔利班则势如破竹。美国记者萨拉·查耶斯在其著作《国家窃贼》(Thieves of State)中就曾分析道,政府的高度腐败和混乱使得塔利班的严苛、极端、强调秩序的统治反而对不少民众有吸引力。

     

    不得不说,塔利班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一朵“奇葩”。很多人对于塔利班的记忆还停留在其执政期间炸毁了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庇护 “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恐怖袭击……而到了20年后的今天,塔利班似乎更加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与所辖地区的治理战略,并利用宗教凝聚力网罗人才,通过“极端”的组织架构提升自身的执行力。


    撰 文 | 施 杨   责 编 | 尹晓琳


    白手起家,人才荟萃

    铲除军阀实现和平的终极目标,曾让塔利班无往不利。


    塔利班的创始人奥马尔原是坎大哈西郊桑伊萨村的毛拉(毛拉是伊斯兰教职称谓)。20世纪80年代,他在家乡参加抗苏运动,并担任当地武装的首领。据说,奥马尔的右眼也是此时受的伤。1989年苏联撤军后,奥马尔、扎伊夫等人回到了家乡,继续充当毛拉。但当时普什图人(阿富汗南部主要民族)聚居的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社会秩序紊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一些曾参加抗苏运动的“穆贾希丁”(圣战者)对时局非常不满,经常集会讨论出路,但奥马尔并未参与。1994年,这些穆贾希丁在坎大哈近郊的帕什莫尔清真寺集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声称要通过“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宗教学生的支持,与他们联合起来清除街道上的军阀和检查站”。他们当时的目标仅仅是维护生活区域的社会秩序。随后,他们开始招募当地的穆贾希丁、宗教学生与欧莱玛。


    当时的作为塔利班联合创始人的扎伊夫认为,推举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是当务之急,因此力劝奥马尔“出山”。奥马尔在得到“圣战者”的效忠承诺后,最终打消了疑虑,同意出任首领。1994年秋,大约有40至50名“圣战者”集会,成立了塔利班。他们以《古兰经》之名发誓,支持奥马尔惩治腐败。


    但这次会议并没有设定章程、标志和名称,“塔利班”之名也是外界所加。“塔利班”是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但塔利班运动并非纯粹的宗教学生运动。该运动早期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都是曾抗击苏联入侵的穆贾希丁。只是到了后来,大量在巴基斯坦接受宗教教育的阿富汗宗教学生才参与进来。


    塔利班形成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频道随即进行了报道。该电台是当时阿富汗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塔利班借此迅速为阿富汗人所知,并获取了大量经济援助。


    20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军阀在从巴基斯坦边界到坎大哈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以勒索旅客、收取过路费。塔利班通过设立自己的检查站,逐步消灭了公路上的军阀、恢复社会秩序,获得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



    稳定社会的终极目标、惩治军阀的口号、杀伐果断的将领、能征善战的部众与宗教本身的凝聚力,让塔利班无往不利。1994年11月,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南部中心坎大哈后又攻占了阿富汗东部地区,控制了阿富汗约一半的毒品生产。


    塔利班凭借毒品“圣战”和走私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收买部落力量,招募宗教学生和前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军人。这些军人出身行伍,精通军事技术,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塔利班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此时,塔利班已不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性的宗教社会运动,而具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意图问鼎中央的宗教政权。



    “极端”组织,历久弥新

    虽经大起大落,但塔利班的组织架构历久弥新。


    初创时期的塔利班士气高昂,所向披靡。1996年9月,塔利班最终攻占了一直由伊斯兰促进会控制的喀布尔,将国名更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奥马尔被尊为“信仰者的领袖”,成为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然而,原教旨主义在打天下时能提供无穷的动力,但守江山时却成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白色恐怖。


    众所周知,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以极端宗教思想实行严刑酷政。此外,塔利班还支持并庇护了大量境外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其中一些甚至是极端或恐怖组织,比如“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来到阿富汗,并作为普什图人的客人在阿富汗站稳了脚跟。


    2001年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以“基地”为目标的阿富汗战争,作为“基地”庇护者的塔利班政权轰然倒塌。应该说,塔利班运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支持,但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本土化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消极回应。



    但阿富汗塔利班并非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国际组织都未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扎伊夫就曾指出,“我过去是塔利班,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虽经历大起大落,但塔利班的组织架构却历久弥新。自创立之初,塔利班就是结构完善、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组织并持续至今,其领导决策体系可分为高中低三层。


    首先是高层领导。塔利班高层领导包括:最高领袖,辅佐最高领袖的执行领导人,“最高苏拉”以及数目并不固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监狱、烈士、残疾委员会等,其中军事委员会最为重要。


    塔利班领导机构呈现高度集权的特色。最高领袖代表塔利班的最高权威,集体领导机构“最高苏拉”则主要发挥咨询功能,最终决策是由最高领袖决定。部分虽不属于任何层面“苏拉”的人物却能参与最高决策。据称,高层领导人确切数目在塔利班内部也有争议,存在不确定和浮动性。


    塔利班高层领导呈现较强的连续性,现在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 1996 年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前就加入的塔利班老兵,多为宗教学校的毕业生,尤其是1996到1999年期间在塔利班政权担任政府部长的成员仍然是中流砥柱。此外,还有不少中高层领导在2001年之前担任塔利班政权各省的“影子省长”。


    其次是中层领导。塔利班当前“影子省长”等中层领导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就担任过军事指挥官、警察局长以及指挥官副手等职务。与大部分高层领导是宗教学校毕业生不同,毕业于宗教学校的中层领导相对占比较低,其首要选择标准是军事指挥能力强,以更好适应战场环境;塔利班还强调家族传承,重视成员对塔利班组织的家族忠诚,会刻意提拔塔利班现任要员的家族成员担任中层职务。与高层领导类似,塔利班中层领导主体仍然是普什图人,但坎大哈普什图人则是少数,更多由当地普什图主体部落成员出任。


    最后是基层指挥官。塔利班基层指挥官身处作战一线,往往系本地人,军事能力强,因伤亡率较高而更替频繁。简言之,塔利班系以普什图族为中坚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其中,坎大哈地区的普什图人,特别是伊沙克扎伊部落把持高层职位,非普什图人在塔利班高层领导中地位不彰,但在第二层、第三层领导中数量较多。




    举一反三,战略转型

    塔利班吸取教训,通过迭代治理制度改善形象。


    在被推翻政权后,塔利班转入地下。虽然历经多年的国际联军和阿富汗现政府军的围剿,塔利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不断继续扩张势力范围。2020年,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阿富汗的75个区,并且在187个区与现任政府分庭抗礼。


    更出人意料的是,根据美国亚洲基金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有64%的阿富汗受访者支持政府与塔利班和解。事实证明,在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以及国际联军的冲突进程中,其不但迭代的治理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其中有两重原因:其一,阿富汗政府与国际联军无法对相当范围内的阿富汗基层社会提供较为有效的治理;其二,塔利班吸取教训,通过迭代治理制度使其更符合阿富汗基层人们的实际需求。


    在2012年后,美国开始推动所谓的阿富汗战略“转型”,逐步将阿富汗安保工作移交阿富汗政府。这一时期,阿富汗政府的治理绩效问题依然严重。据报道,一直到2020年,在喀布尔郊区,基层民众依然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有效公共服务,这引发了许多民众的反感。


    总之,正是由于阿富汗政府在基层孱弱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客观上在一定程度推高了塔利班治理制度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与阿富汗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举步维艰相比,塔利班迅速填补了阿富汗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真空,在阿富汗基层与农村地区建立了一套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


    早在2006年,塔利班就已经在阿富汗部分区域建立了地下司法体系。2007年,塔利班宣布要建设自身教育与医疗体系,并允许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其控制区域开展援助项目,指导塔利班武装开展民众疫苗防治等工作。


    塔利班治理体制提供的众多社会服务甚至在很多地方质量不低于,甚至是超过阿富汗政府提供的类似服务水平。例如有报道称,塔利班在昆都士省建立的税收体制更为专业,受到了基层民众的支持,进而为其提供了稳定的财政资源。


    同时,阿富汗政府治理制度内部的腐败和低效,也反衬了塔利班治理机制的绩效。当某一地区民众认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机制十分腐败,那么塔利班建立的各种治理机制就自然在该地区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与合法性。



    除内部维度外,塔利班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对其有利的变化。除了美国和国际联军逐步从阿富汗撤军,直接降低了塔利班在军事层面的巨大压力。近年来,塔利班也不断试图塑造其国际形象,以及相对温和的外部印象。


    例如,在2001年后,塔利班提出《圣战者行为守则》,对组织的军事和民事各项行为进行了规定。2009年,塔利班提出了修改版的《守则》,增加了大量的治理制度内容。此次修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塔利班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的《守则》删去了袭击学校的相应策略,而在实际中,塔利班针对学校的袭击也有所减少。在医疗方面,塔利班也采取了相对开放的姿态,与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合作。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塔利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姿态,主动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际医疗援助机构进入其控制区域抗击疫情。塔利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积极态度甚至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扬,这也进一步改善了塔利班的国际环境。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于7月28日,在天津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王毅在会见巴拉达尔时,特别劝告塔利班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策,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他也呼吁阿富汗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致,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巴拉达尔则对王毅说,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希望中方在未来阿富汗重建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虽然塔利班已向北京承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从事有损中国的活动,但这个承诺的可靠度,仍有待观察。


    不可否认,塔利班建立的治理制度也存在滥用权力、限制女童教育、侵犯人权、贩卖毒品等问题。不过,从相对绩效和外部环境的角度,塔利班建立的治理制度的确在此两方面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结果,进而促进了自身在冲突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参考资料:
    艾哈迈德·拉希德《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重庆出版社
    贾春阳《塔利班卷土重来及其前景分析》,中共中央党校
    王世达《阿富汗塔利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研究参考
    闫伟《从塔利班到伊斯兰国: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旧梦新颜》,世界知识
    周亦奇《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国际安全研究

    转自中欧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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